声名远扬？中国防化专家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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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毒魔打交道的劲旅

中国防化兵

发展壮大纪实（六）

陈　辉

写在前面

防化兵——一支与“毒魔”打交道的部队，它的任务是对核、化学、生物武器及燃烧武器进行防护；实施核、化学观测，辐射、化学侦察，剂量检测，消毒、消除沾染；施放战场烟雾；喷火分队直接协同步兵战斗。

中国防化兵

防化兵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当年的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为防化兵的题词所言：“在原子、化学战争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兵种，我军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满地完成作战任务”。

国

 际禁止化学武器的舞台上，中国防化专家一举夺魁

2000年6月的一天，在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国际联试”考试结束评估会上，我军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的专家坐在首席，以考官的身份与国际禁化组织的官员一起，对美、德、法、俄等14个国家的16个实验室的考试成绩进行评估。这是中国专家首次担任国际禁化组织考官。

在国际比赛中中国防化兵通过障碍

2001年4月，国际禁化组织指定我军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作为本次“国际联试”的考官，负责出试题。过去类似这样的考试，都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验室出题。我军防化研究院经过认真准备，按时把考题及配制的土样、水样、灰尘样和空白样样品寄往了参加考试的各国实验室。参加考试的实验室和国际禁化组织官员认为这次出题的背景设想、方案拟定、样品配制、专题报告比以往更接近真实的核查，更具有新意。

在国际比赛中进行装备洗消的中国防化兵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我军防化兵，在维护和平的世界舞台上又展示了独具魅力的风采。

1990年7月，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通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邀请我参加第二次“国际间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简称“联试”)。这是为落实正在谈判等待各国签署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即“核查”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是一场世界军事分析化学领域里的“奥林匹克”竞赛。测试的样品是与香烟头差不多大小的玻璃试管，里面有的是几滴水，有的是几粒活性碳，有的是一根棉签。样品内待测物质微乎其微，就好比在一游泳池水里放进了一勺糖，然后蘸出几滴让你查出它的成分。其难度可想而知。

国际传真迅速将报告送到了外交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的案头。

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眉头一喜。一年前，芬兰、法国、美国、西德、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挪威、瑞典、瑞士10国首次进行了“联试”。此次“联试”，又扩大邀请中、美、苏、捷和印度参加，这是个好势头啊！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而成效却微乎其微。    

化学毒物用于战场，可以追溯到古代战争。随之而来的便是跨世纪的禁止化学毒质的谈判。

18世纪中叶，在格罗秀斯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中，第一次有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毒质的记载，被公认为不允许争论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

1847年，由俄皇发起的，有15个国家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发表了关于《战争法规及习惯宣言》，明确提出：禁止使用毒质或含有毒质的兵器，为以后的海牙和平会议编纂理想的战争法规产生了特殊影响。

1899年7月29日，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宣言郑重向世人公布，“缔约国应约束自己，禁止使用以施放窒息性和中毒性气体为唯一目的的炮弹”。1907年，第二次海牙会议又明确规定，“尤其禁止：１、使用毒物或施毒武器；２、使用引起其它痛苦的武器，炮弹或物质。”

尽管禁止毒质和含毒质的“条约”、“法规”不断出现，但对“战争疯子”的约束是极其有限的。

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7年之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卷入六大洲30多个国家，总动员兵力达7000多万人的战争，惨无人道地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130多万人中毒伤亡，使“毒气恐怖”弥漫世界。

饱尝化学战灾害的人们，对禁止瓦斯兵器的强烈呼吁，成为推动禁毒国际法产生的巨大力量。国际联盟1920年至1924年间进行了大量活动，终于在1925年5月4日至6月17日成功地召开了日内瓦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世称《日内瓦公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是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唯一有效的国际公约。

日本民众谴责日军细菌战部队

中国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8月加入本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7月，周恩来外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对于1929年8月7日以中国名义加入的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订立的《关于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业经加以审查，认为该议定书是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巩固，并且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兹特决定：予以承认。”

对日内瓦公约，世界已有102个国家签字加入。    

1932年2月2日，世界第一次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一个可喜的收获，就是对禁止毒气战问题的认识有了进步，许多国家代表提出了各种超过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瓦斯兵器的提案。例如：化学战剂准备工作的禁止、化学制成品的监督、一般平民的保护及违法行为的制裁。但是，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尝试都未能成功。国际联盟代表大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常设机构虽然合法存在，国际上发生化学战事件，仍向这两个组织投诉，但仅仅是受害国抗议而已。日本曾是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但又是日本一脚踢翻了公约，对中国实行化学攻击。中日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国际联盟的愤怒斥责，丝毫没有挡住魔鬼的脚步。

日军用中国儿童进行细菌武器人体试验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了，取代了“国际联盟组织”。1948年，联合国安理会常规军备委员会起草了第一个决议，确认核、化、生武器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列入裁军范围。人们从中看到了希望，许多在战争中发生化学、生物战事件的国家，纷纷向联合国提出控诉。1951年5月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侵朝美军使用化学武器提出抗议。60年代初期，越南政府对美军在侵越战争中大量使用化学毒剂提出抗议，但由于当时的联合国为美国所操纵，美采取不承认政策，均未得到应有的制裁。

战后对731部队恶魔的审判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作为5个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更多发言权。当年12月，我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指责美国使用化学武器杀害越南人民。1972年4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之后，才有了每年春、秋在日内瓦各举行一次的化学裁军会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缓和，这两个拥有化学武器的大国，表示了禁止化学武器的新姿态。1990年6月1日，前美国总统布什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了《美、苏化学武器协议》，宣布该协议生效时，双方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定贮存量的化学武器。与此同时，国际化学裁军谈判制定出的方案，较之《日内瓦公约》也有新的发展。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为了建立一套有关化学裁军核查的技术标准、方法；程序和相应的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实验室，组织了一些国家的实验室进行模拟核查实验，以求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探讨，能为各国普遍接受。

外军防化兵进行化学检测

显然，中国参加化学裁军核查，不仅体现了我对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一贯积极立场，也有利于尽快跟踪国际化学裁军的新发展，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贡献。此时此刻，刘华秋十分激动，他多么盼望中国的防化兵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他多么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遭受化学攻击的控诉者，也是一个禁止、抵御化学攻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强者。

外交部几乎在一天时间内完成了有关参加国际“联试”的全部协调工作，为我军防化兵走向世界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当时的总参谋长迟浩田，这位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参加了防化战的老兵，态度十分明确：参加！为中国争口气，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很快，由解放军防化专家钟玉征、陆宝嘉、马远骏、边淑清、曹俊钟、陈志升等同志组成了专家组，代表中国参加第2轮国际核查“联试”，钟玉征任专家组组长。

中国首次出师国际核查“联试”，机遇与风险并存。

钟玉征很清楚，摆在专家组面前的不利条件有5个。一是对手强。参加这次“联试”的有美、苏、英、法、德等15国16个实验室。这些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有着世界著名的一流试验室，设备先进，技术力量强，而且多数参加过第一轮“联试”；二是时间紧，收到样品后，限期一个月报告分析结果，并在两周后必须提交详细实验报告，否则取消资格；三是难度大。没有样品分析的具体背景情况，只知道是核查一个化工厂；四是设备差，我们的实验设备多是70年代的产品，陈旧落后，很难达到技术要求；五是经验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多国实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样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正在中国专家组逐条分析困难，寻求对策时，从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传来消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分析技术和能力表示怀疑。

极大的挑战性，带来极大的刺激性。钟玉征激动地说：“我心里还不服气呢！有些西方人轻视中国人，就是小瞧我们惯了，这个习惯得让他们改一改。我们的仪器虽然不如外国的先进，但我相信，中国人的脑子并不笨，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专家组副组长陆宝嘉憋不住了，这位平时不爱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专家，一下子冒出一句话：“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为国争光就看我们的行动了!”

眼前的困难难道不能克服吗?能克服!钟玉征、陆宝嘉的话表达了所有人的决心和信心。

1990年11月13日，测试组接到外交部通知：样品已由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委托信使带回。钟玉征估计样品包装可能比较大，她告诉有关同志，派一辆面包车去取。

谁知到了外交部，一看到样品，大家都楞住了，信使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两副扑克牌大小的金属盒，盒内装着29支比香烟稍大一点的玻璃管。其要求是：模拟核查一个“工厂”，是否“秘密生产过化学毒剂”，必须在接到核查样品一月内报告测试结果，逾期取消参试资格。

防化兵进行沾染测试

一支支玻璃管子犹如一个个“魔瓶”，有的装一支棉签，有的装几滴液体。样品量极少，里面即使染毒，也极其微量，需用几十亿分之一克的计量来测试，其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的专家们镇定自若，开始实施一个反守为攻的大胆计划：在打开“魔瓶”之前，尽可能获得更多样品的信息。

助理研究员曹俊仲要求：“水样品不开封，放到核磁仪上进行测试，可知是否含有磷化合物。”助理工程师林汉杰请战：“我可以不开管进行分析。”……

深夜12点，曹俊仲报告：水样中含有机磷化合物。林汉杰报告：在29支管中发现6种化合物。   

可是，开启“魔瓶”后很长时间，除查出一些一般性有机磷化物以外，还没有发现被核查的“工厂”有“异常”现象。这时，专家们把眼光集中在一支水样品的玻璃管上。只有o．8毫升的水样品中漂着一滴比小米粒还小的油珠。钟玉征认为，这个难度最大的样品最有可能获得直接信息。她决定：“就在这小油珠上打开突破口，将水和油中待测的物质一点不漏地‘取’出来。”

怎样捕捉小油珠?组长钟玉征拟定了分离提取步骤，教授李正新、讲师周黎明、实验师刘景全采取“空气”捕捉的方法，在放大镜下密切协同，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这个小油珠吸了出来。查出这个样品中含有毒剂降解产物，由此打开了整个分析检测工作的局面。

接着，各专业组又认真研究情况，克服重重困难，于12月3日夜里发现神经性毒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这正是试验要求查出的关键物质。根据这个信息，大家一鼓作气，连续作战，终于查出了29个样品中的全部化学物质。最后，专家组全体同志对所有鉴定出的样品物质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把所有图谱和数据都重新进行核对研究，直到确有十分把握后，才提出确定性意见。

我军防化兵进行战场检测训练

12月14日是联合国规定的交卷期限。这天凌晨3点，实验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专家们对所有测试的数据、图诺作完最后一次审核。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决定对其中一个数据再作一次“旁证”。

正在人们为是否叫尹兆杰来操机而犹豫时，他来了。这位27岁的助理实验师，参加测试的第6天，终于做出了最后一个数据，专家们才向赫尔辛基发了电传。

测试报告发出之前，陆宝嘉思付再三，建议精益求精，再附上一张图。这图，标明了此次“联试”具体模拟的是一家DDV(敌敌畏)工厂，29支管子里的样品分别来自原料罐、产品罐、废水、废气。当晚8时，钟玉征领导的6号实验室代表中国，用电传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报告了实验结果。

14天以后，12月28日，中国防化专家们收到了配样国于10月30日向各参试国实验室发出的一份背景材料，也附有一张图，图上也标明模拟核查的是一家处理DDV原料的农药厂，29支管子的样品分别采自哪里，与中国专家上报的图表完全一样。

第2轮“联试”要查找的这种神经性毒剂，只有荷兰、瑞士、中国3个国家找出来了。可为什么人家找到的是毒剂本身，而我们找的只是毒剂的降解产物?中国的专家们虽然对自己为什么获得这样的实验结果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在日内瓦举行的专家会议上，钟玉征仍然以一个科学家的诚实态度，博采众长。

我军防化兵释放烟雾

外国专家对照测试记录，发现中国收到样品晚了13天，收到背景材料晚了58天。这一对照引起全场再次轰动；中国是在全然不知具体背景的不利条件下，却取得检出率最高纪录。

中国防化专家以他们的坦诚，赢得了各国专家的尊重。

整装列队的防化兵

在此后参加的历届“国际联试”中，我军防化专家再接再厉，又取得了十次名列前茅的成绩，为我国我军赢得了荣誉，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我军防化兵，向世界证明了维护人类和平的信心和实力，为化学武器最终走向坟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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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众智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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